以下为文章正文：

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ety）、管治（Governance）（三者简称ESG）理念在西方资本市场已经发展多年，在体制机制、市场服务、投资实践已有成熟的经验，ESG投资实践也已经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流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前，全球范围内众多金融机构都已将ESG因素纳入到自身的研究及投资决策体系中。近几年责任投资在全球各个地区内的资产规模呈现高速增长。

相较成熟的西方ESG投资现状，中国内地的责任投资的实践以及ESG理念发展比较晚，尚处于加强意识、探索健全社会责任投资体系的阶段。

内地最早出现的ESG投资是在2002年，当时的青云创投设立了内地首支ESG相关联的基金——中国环保基金。该基金拥有强实力的资金背景，包括亚洲开发银行、荷兰政府基金、英国石油、香港LESS公司等著名国际投资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在2006年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这是证券交易市场首次发出的ESG信号。2008年，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内地第一家引入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公募基金公司，并发布内地首只社会责任主题的基金产品——兴全社会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在2010年后，内地金融市场上相关类型的责任投资基金管理规模开始有了显著增长。相应的政策也陆续出台，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注重经济利益时，也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此外，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中基协」）也逐渐发挥了其引导性作用。2016年以来，中基协多次举办国内外论坛和研讨会，开展ESG研究，大力推行ESG理念与实践。2018年11月，中基协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和《绿色投资者指引（试行）》，作为中国ESG投资市场的实践指引，进一步推动ESG在中国内地的发展。

截止2021年3月，已有3,844家机构成为了《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UNPRI）签署方[1]，中国机构共56家，包括中国华融、易方达基金、鹏华基金、南方基金、博时基金、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这56家机构中，有30家是在2019年至2020年新加入的，从2019年UNPRI的签署机构数目增长来看，中国已成为增速最快的地区，可见中国对责任投资的意识近年来在逐步加强。

中国PE/VC机构的ESG投资实践概况

中国一级市场ESG投资意识总体淡薄。受益于监管层对于“绿色金融”的关注、社会对“资本的责任性”的呼吁及二级市场的制度建设，在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PE）基金管理机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简称GP）当中，有50%曾听说过ESG，但是暂未特别关注；少数 —— 包括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基金 —— 深入了解过ESG；而29%则完全没有听说过ESG投资，甚至不了解其基本含义[2]。

私募股权基金之间的ESG认知悬殊主要体现在币种上。美元基金及双币种基金受国际资本影响，相对重视ESG原则，由基金管理合伙人直接负责ESG相关事项，甚至已有多个成功的ESG投资实践案例。人民币基金ESG认知相对薄弱，对ESG重视程度严重不足。部分人民币基金有ESG认知，但仅停留在募资层面，缺少投资实践，而大部分人民币基金不仅缺乏ESG认知，重视程度也不足，在ESG战略制定、ESG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均为空白。

从投资阶段看，中后期的PE基金更加注重ESG因素，原因有二：第一，中后期的PE基金主要投向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状况良好、高速成长甚至已经成熟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庞大的用户群体，有余力兼顾社会责任甚至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第二，中后期基金离退出窗口更近，对二级市场的监管需求及投资者偏好更加敏锐，已意识到ESG投资迫在眉睫，具体而言包括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标准逐步出台、A股纳入MSCI指数后的ESG评级等。相对而言，天使投资基金、VC基金则在ESG认知及重视程度上有所欠缺。不过，部分天使投资基金及VC基金以ESG作为风险控制因素，在早期的项目筛选及投后管理中取得一定的进展，如避免投资存在环境污染或资源浪费的项目、谨慎对待创始人品德不端等。

行业ESG认知不足还体现在行业交流、规范认定上：相较于公募基金及二级市场的投资基金，PE基金在内地的ESG培训、ESG行业交流上参与度不足，加入国际ESG组织的基金更是凤毛麟角。內地PE基金管理机构的GP也未能有效参照行业规范及国际标准，仅个别基金管理人参照A股二级市场评价指标/体系等行业自律标准及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IFC）的八个ESG表现标准等国际标准展开ESG投资。

ESG对于PE/VC投资的意义和价值

ESG投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资本的力量，推动企业展开ESG友好型实践，促使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改进公司治理。ESG投资对企业行为的作用可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投资人通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企业行为：持有董事席位的投资人，可以在董事会上发起抗议；一般投资人，可以退出股东名册进行抗议。实际上，在公司決策过程中中纳入ESG相关因素的行为在上世纪已经出现，公司董事也越来越关注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策略和行为，即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历史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公司董事会已产生一种趋势，即要求公司将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等因素加入公司治理的范畴中，并在管理报告中体现。有学术研究[3]证实，重视CSR的企业将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和公司治理作为竞争策略的关注点之一，以最大化公司价值，而这些企业往往在资产回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都占据优势。

此外有学者研究[4]发现，由长期投资者倡导下的社会责任要求，对企业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当长期投资者对被投企业的管理者产生正面影响时，可帮助企业提高公司的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长期投资者可以通过股东建议书、董事会和经营者变更等方式达到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此外，由于长期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的多元化（如在投资行业、地域、阶段等），其影响对企业控制风险程度相关。

研究表明，ESG投资能促使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改进公司治理，那么ESG投资的投资绩效如何？ESG表现与公司财务回报（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简称CFP）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大量学者及投资机构发布了大量 ESG与CFP 关系的学术实证研究、文献综述、商业报告。Gunnar Friede, Timo Busch 和Alexander Bassen曾通过分析了自1990年至2015年发表的2,200余份学术文章，发现90%的研究发现ESG评价机制与公司财务回报存在着显著的非负相关关系[5]。Gunnar等查阅的文献涵盖了投资组合研究、非投资组合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例如新兴市场、不同金融产品（公司债、绿色基建、公司股权等），覆盖范围极其广泛。

母基金在全球资产配置中担任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Preqin与投中研究院的研究[6]表明，按照认缴金额的规模大小，母基金已经成为了私募股权市场的第二大投资人，仅次于养老基金。根据Pitchbook数据，截至2019年6月底，全球母基金管理资本量约3,600亿美元，其中在管项目合计约2,950亿美元，可投资本量约650亿美元。

母基金有几个主要特征，让其成为了ESG实践的利器，概述如下。

母基金的长期性投资特征契合ESG可持续投资的要求

ESG理念强调投资者在做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被投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贡献和公司治理的表现，具备天然的长周期性。同时，ESG的投资特征也意味着其推广和实施的难度系数较高，必须与具备类似投资周期、同样重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方式相匹配。

在内地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中，比较活跃的投资机构包括母基金（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等。他们资金来源不一，投资策略各有侧重点，预期目标也不同。其中，母基金是这当中投资期限最长的，通常投资期可达3-5年；相比而言，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公司的投资期仅1-3年，短期内业绩压力大。而对于保险公司和养老金，由于其负债压力相对较大，内部的团队投资专业性也比较弱，很难采取投资周期较长的ESG投资策略。因而，母基金是更贴切ESG投资特征的投资方式。

母基金的多元化配置全覆盖ESG要素，有效控制风险

母基金在资产配置上，有跨地域、跨行业、跨阶段、跨年份、跨策略（包括成长资本、并购风险投资、不良资产投资、夹层投资等）等特征，呈现多元化的配置战略。在成熟的私募市场中，大型投资机构通常会在基金层面进行分散性配置，然后通过把握项目跟投机会加强在某几个重点领域的布局，亦或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来减持在某些基金上的过度配置。通过多样的投资方式和投资组合，母基金的投资辐射可覆盖大部分行业、地域和发展阶段，并充分平衡资产配置，避免过多的集中性配置。

国际上如LGT等领先母基金，在过去的十余年成功地将ESG推广到数百支子基金中。然而，当前内地母基金的ESG投资理念还十分淡薄，亟需提高整体意识并给出指导策略。

母基金的地位和市场效应有效推进ESG投资的发展

从影响力度来看，由于母基金长期投资的特征，一旦母基金实践并履行ESG的相关原则，它对被投基金及底层项目的影响时间至少在10年及以上。而且被投基金往往会每隔2-3年募集新一期基金，渴望老的投资人持续加码。因此，通过母基金层面来对被投基金和项目进行ESG相关的引导、监督和条款落地，可以相对有效地将ESG理念深入被投基金及被投企业当中。

母基金的放大效应自然使其也拥有雷达效应。通过母基金团队对行业、市场、子基金和底层项目的深度尽职调查，母基金可以像雷达一般，及时探测到市场各个维度的资讯，成为了一个天然信息聚焦和资源整合的大平台。

母基金的协议条款驱动ESG投资的自律调节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母基金是除了政府监督和自律之外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第三股力量。不同于政府政策性的监督和限制，母基金在ESG的实践既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又实施相对灵活的原则性监督，合理、有效驱动被投基金和项目的ESG实践发展。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在私募基金的协议文件中尚未形成对ESG条款的标准做法，但对于欧美主流母基金及PE投资者来说，已属于较为常见的实践，而且该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在双方签署协议的前提下，子基金能够在倡导和履行ESG投资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实践的积极性。

战略及政策

母基金将ESG纳入投资体系中，要求母基金管理人在战略上形成高度的共识，甚至将ESG纳入基金的顶层设计中。具体地，应遵循以下六项原则：

• 投资实践：将ESG理念纳入具体的投资实践中，包括项目分析、投资决策等；

• 主观能动：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将ESG理念整合至投资实践中；

• 信息披露：要求投资机构应当进行充分的ESG信息披露；

• 行业推动：促进投资行业理解、熟悉、最终实践PRI原则；

• 行业交流：与行业先行者建立合作与沟通，提高实践PRI原则的效率；

• 定期汇报：按相关的国际准则，定期汇报PRI原则实施的进展。

母基金ESG量化评估体系

母基金的ESG量化评估指标，应从机构总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四方面进行底层框架的构建，如表1所示。不同于直接投资，母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子基金及其管理人（GP），母基金在构建ESG评估框架时，应考虑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业务流程特点。为此，除考虑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大常规要素外，新增对GP的“机构总评”要素。

母基金在构建适当的关键指标矩阵后，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采集、赋值、设计权重并得出最终评价结果。信息采集及统计是展开评估的前提与基础，常见的采集方法有访谈、ESG问卷、公开信息查询、证明材料提供等。政府行政处罚、公司舆论信息、违规情况、失信被执行人等指标可以在公开渠道查询，借力监管机构专业的评估结果。ESG认知、ESG委员会、ESG条款签署等指标，离不开子基金自发、详细的披露，要求母基金在多阶段嵌入ESG板块，展开信息收集。

内地早期投资机构的ESG投资实践 —— 公司A

公司概述

公司A投资领域涵盖金融、产业企业、媒体内容、消费服务、零售、车与房、教育医疗等大类行业。过往投资项目包括字节跳动、美团点评（3690.HK）、贝壳找房（BEKE.N）、新潮传媒、百果园、车和家等。

ESG投资流程

公司A内部针对ESG投资，制定了相应的ESG执行制度，鼓励员工在投资实践中践行ESG。在投资过程中，公司A采用IFC 的八个ESG表现标准、IFC的环境与社会管理（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Management）工具包等国际标准，从环境、社会需求等角度，对项目进行内部风险分类。

战略目标：公司A将重点放在目标实体遵守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进行其财务、法律、税务、商业、诚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以判断公司是否存在ESG风险，并为之后的投资决策提供相关意见和建议。

尽职调查：在初步尽职调查的初始阶段，公司A将剔除负面行业，如IFC的排除名单，不从事任何“高风险”（相当于IFC界定的A类）交易。拟议的交易获得批准后，投资委员会/信贷委员会进行正式的尽职调查。

投后管理：在初始投资后，公司A会持续监测并以一般投资标准提供年度报告。关于低风险投资，公司A不断监测，包括定期审查、不断与客户接触以及定期收集环境和社会行动计划等等。对于风险较高的投资，公司A会保存一份包括所有环境、社会和道德行动计划及其执行的合规程序的中心文件，并每年更新。

ESG培训：公司A通过举办培训会议以及学习邮件的形式，对员工进行ESG知识培训。

ESG尽职调查中运用的资源：公司A会定期与PE机构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简称LP）交流，考虑将ESG相关内容包含在年度投资人会议议程之中，根据LP需求提供相关的ESG报告，针对LP提出的相关问题予以回答，特定ESG风险机遇会以线上沟通的形式进行交流。

ESG方面的实践

公司A重点关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机会，看好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以所投项目公司C为例，公司C从流通切入往上游延伸到坯布生产，发展出B2B成品部交易平台和上游智能云工厂两大业务模块来解决市场痛点。公司C对上游纺织厂的产能进行托管改造，让优质产能的开机率更高，同时使劣质过剩产能逐步淘汰；在通过物联网连接各个织布机的同时，对机器的故障数据进行监控，以实现“云运维”，按区域搭建运维中心，帮助织布厂更低成本更及时地维修设备，通过对产业效率的提升来体现正面的社会效益。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公司A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300万人民币，定向用于某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同时号召人员，无论个人或企业，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地向该基金捐款，共献爱心。在2020年春节过后，公司C投后服务团队策划推出了码脑“守望相助战新冠”系列课程，邀请各领域专家就企业融资、远程协同办公、财务现金管控、地方抗疫政策等主题进行线上分享，从不同角度为社会提供帮助。

星界资本被投企业ESG投资实践 —— 公司B

公司概述

公司B是一家快速成长中的自营式互联网B2B医药流通企业，致力于中国药品流通环节的压缩。公司主要通过其自主开发的线上平台，以及与上游制药企业保持密切合作，自建仓储物流能力，整合全网供应链，为下游的个体药店、小连锁药店和私立诊所等零售终端提供一站式线上药品的批发业务。公司也向药房提供SaaS软件服务，帮助药房更好地完成客户及库存管理，并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和社区服务。

ESG方面的实践

中国內地医药流通市场参与的企业长期存在着“多小散乱差”的特点，药品流通链条长、流通秩序混乱，这也导致了挂靠经营、过票洗钱、买空卖空、带金销售、医药商业贿赂等行为时有发生。

內地流通行业的乱象不仅造成了百姓承担的药品价格虚高，也导致了社会经商环境的恶化。为此，政府出台了“两票制”等一系列政策，规范医药环节的商业行为。公司B重点服务于內地大量的中小药房，在上游直接对接药厂，压缩并整合冗长的医药流通环节，为药房和社会提供透明的价格体系。公司B的业务发展对于內地医药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为社会带来更规范的商业运作以及药品价格体系，进而为百姓带来更多价格更低的药品。

作为湖北当地最大的药房供应商之一，公司B在新冠疫情初期向武汉光谷、援汉团队捐赠紧缺防疫物资，缓解医疗物资短缺的局面。武汉封城后，公司B是首批湖北应急物资采购储备企业，也是唯一一家入选的互联网平台，在疫情期间帮助防控指挥部统一采购、配送和结算，同时将口罩、药物等战略物资配送到湖北各地，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

疫情缓和后，公司B也加大在智慧药店、在线诊疗等方面的投入，2020年9月推出一个新型医疗健康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音频视频解码为药店设置远程医疗服务终端，提供医生在线开方、药师远程审方、在线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等服务，解决药店处方药销售问题；提供店内企业资源规划管理系统实现处方实时同步，同时保障药店会员用药更安全，增加患者和药店的粘性与复购率。

监管支持

中基协致力于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有效推进责任投资，并已开展了多项活动。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基协与UNPRI、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等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并通过举办论坛、编译专题文章、开展实证研究、组织小型交流会和培训讲座等举措，积极引导行业开展责任投资的探索实践。中基协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课题研究，经过一年多基础分析、行业座谈和调研，于2018年11月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理解投资标的的ESG表现；后于2019年11月又发布了二期研究成果，包括《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报告》和《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

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中基协代表在2021月7月一个论坛中的讲话中表示，将继续系统性推进ESG工作[8]，其一是推动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促进被投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其二是探索开发ESG指数，为行业提供比较基准，积极引导、规范从ESG评价到ESG投资战略再到ESG投资工具的完整实践。

学术支持

内地ESG领域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央财经大学绿色国际金融研究院（简称「绿金院」）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简称「绿金委」）。其中，绿金院在ESG数据和ESG指数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

2019年9月，绿金院发布了独立研发的线上ESG数据库——中财绿金院ESG数据库[9]。同时，绿金院发布了多个以ESG为核心投资理念的股票指数，包括“沪深300绿色领先指数”、“中财-国证深港通绿色优选指数”、“中证-中财沪深100ESG领先指数”、“美好中国ESG100指数”等。

另外，绿金委在ESG投资、绿色债券、绿色金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持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多项研究成果。

交易所支持

中国內地各交易所在ESG领域已有诸多实践。深交所于2006年9月率先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初步建立ESG信息披露的架构。2009年至2010年间，深交所三个板块先后发布了规范运作指引文件，其中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两个独立章节吸纳、完善了相关规定。2015年进一步修订指引，先后发布了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备忘录，对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等。2016年，深交所启动绿色公司债券试点，并推出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ABS）、绿色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等产品。2017年，深交所推出“中财—国证绿色债券指数”，推动内地资本市场绿色产品服务互联互通。

上交所于2008年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近年来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环境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相关工作，截至2019年，沪市主板中已有超过600家公司披露精准扶贫信息及主动披露环保排污相关信息[10]。同时，上交所对科创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提出了强制披露要求，并在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信息披露。此外，上交所上市了多支绿色公司债、ABS，并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了超过50只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数，并持续参与世界交易所联合会、联合国可持续交易所倡议、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国际组织的绿色金融相关工作。

上交所与深交所先后举办了上市公司的ESG培训活动。2018年4月，MSCI ESG披露和评级培训在上交所成功举办，主要为A股上市公司介绍MSCI ESG指数方面的内容。2019年12月，第二届MSCI A股上市公司ESG培训在深交所成功举办，MSCI、UNPRI组织等相关领域专家围绕全球ESG投资趋势、ESG数据披露、气候变化法规和披露趋势、中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讲解、研讨。2020年6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指导下，上交所联合陆家嘴金融城启动了“走向美好—ESG投资云讲坛”系列活动，以“云上直播”的形式介绍ESG投资最新状况和法律框架，展示內地机构投资者将ESG融入投资战略目标、研究分析、组合管理、风险控制、尽责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引导投资机构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责任投资，营造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生态。

随着中国监管机构的大力倡导，中基协的持续引导以及UNPRI、MSCI等国际机构/组织的持续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机构开始关注ESG投资。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进一步加速了ESG投资在內地资本市场的渗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投资机构及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认为未来将有更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陆续践行ESG投资策略，ESG类投资项目的优势也会逐渐显现，內地私募股权投资的ESG化、可持续化、长期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公众及投资者对ESG需求更加强烈

近年来公众愈发关注企业ESG的践行，如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消费品的健康化绿色化、合法劳工、公司廉洁等。经过长生生物[11]等系列事件后，投资者也逐步关注企业的ESG表现，避免黑天鹅事件。

监管者及市场组织进一步推动投资机构、企业ESG的信息披露

根据2019年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與深交所、中基协等所推动的ESG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以及MSCI等评级机构对A股公司展开ESG评级等事件看，监管机构及各方市场力量持续推动ESG信息披露。ESG信息披露从“自愿”向“强制”缓慢过渡，主体从上市公司到非上市的公司的趋势将进一步延续。

ESG策略成为重要的私募股权投资策略

随着监管机构的持续关注与私募股权机构LP的市场倡导等，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将ESG设为重要的投资策略。2018年以来，不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ESG领域有所实践，包括签署ESG相关的有限合伙协议（Limited Partnership Agreement）、遵守UNPRI、IFC等ESG准则。预计2021年，ESG投资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ESG类项目优势愈加凸显

由于ESG类项目具有一定的“排雷”作用，波动性及风险调整后收益普遍优于非ESG项目。此外，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治理良好、注重民生保障的企业也得到充分认可，医疗、新能源等“ESG友好行业”也逆势发展，进一步验证ESG类项目的优越性。

我们相信多元化及ESG理念驱动下的可持续投资创新，将是投资机构保护资本避免风险的重要途径，各界应以自身行动与实践，持续推动中国的ESG责任投资及私募股权市场可持续发展。

[1]    资料来源：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的网站（https://www.unpri.org/）。

[2]    资料来源：星界ESG尽职调查问卷，2020年。

[3]    Albuquerque R.、A. Durnev 与 Y. Koskinen （2013）〈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risk: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载于《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1年11月。

[4]    Bebchuk, L.A. 与 L.A. Stole （1993） 〈Do short‐term objectives lead to under‐ or overinvestment in long‐term projects?〉，载于《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48卷第2期，1993年6月，719-729页。

[5]    Friede, G.、 T. Busch 与 A. Bassen （2015）〈ES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ggregated evidence from more than 2000 empirical studies〉，载于《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2015年第5卷第4期，210-233页。

[6]    投中研究院《中国市场化VC/PE母基金研究报告（2019）》。

[7]       有关本节中两个案例为实体个案，而当中的披露信息均属可公开信息。

[8]       资料来源：有关《2021年上海证券报资产管理高峰论坛》的新闻报导。

[9]       资料来源：〈中财大绿金院发布线上ESG数据库〉，载于《新浪财经》，2019年9月18日。

[10]       资料来源：〈上交所：将继续携手市场各方同走绿色发展之路〉，载于《新浪财经》，2020年6月5日。

[11]    长生生物疫苗事件：2018年，长生生物疫苗生产了252,600支不合格人用狂犬病疫苗。在2018年末，公司收到了深交所得退市要求。